上海炒股配资 亚历山大·科耶夫：小官僚和大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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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最早与中国发生（间接的）关系，还是三岁的时候。那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得如火如荼，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科耶尼科夫应征入伍，于3月战死在满洲里。

再次与中国发生关系，则是1921年，19岁的科耶夫流亡德国期间，在海德堡大学注册，选读哲学和东方语文学，其间学习了梵文、藏文和中文，并连续三学期选修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课。但他故意避开了大名鼎鼎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东方哲学上。

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主题中即包含梵文和中文。1926~1933年，在亚历山大·科瓦雷引荐下，新婚的科耶夫来到巴黎高等研究院，修习宗教哲学及东方语言学，范围涉及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伊斯兰地区。

而直到1967年，科耶夫才在生命接近终点时，第一次踏上这片神秘而令人激动的土地，那时候，中国正淹没在一片红海洋里。科耶夫没有来得及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观感与评论，第二年，他就在欧共体的一次会议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耐人寻味的是，在离开“东风”策源之地回国的路上，他特意绕道去德国拜访了卡尔·施米特，而施米特当时正热衷于研究“游击队理论”（这是他196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其中，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被推崇为游击队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在此前与科耶夫的论战中，施米特坚决反对科耶夫关于世界最终必定走向“普遍均质”之终结的判断，其论据之一，便是游击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那么科耶夫在与施米特的彻夜长谈中，带去了来自正在翻天覆地的中国的怎样的信息与判断？

作为小官僚和大哲人的亚历山大·科耶夫

1966年，也就是科耶夫秘密访问中国前不久，公开发表了他1936年写的一篇论文《为什么要具体》，主题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艺术。

这位大名鼎鼎的康定斯基，现代派画家中的翘楚、抽象绘画的创始人，正是科耶夫那位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于中国的父亲的同母异父哥哥。我手头的资料五花八门，有说康定斯基是科耶夫的舅舅，有说是叔叔，大概都是从Uncle翻译过来的，但其实是非嫡亲的大伯。

虽然不是嫡亲，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寻常，尤其是在思想的影响与交流上。从1929年起（当时科耶夫在扎克画廊看了伯父的画展，回来后便写信给他），两人就一直通信讨论各种问题，《为什么要具体》就是科耶夫与康定斯基多次讨论后，应其要求写下的。

那么，在科耶夫对现代派艺术，尤其是对抽象绘画的爱好与深入研究，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之间究竟有什么“暗通款曲”之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为什么在即将从工作了20年的法国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局退休之际，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想到要去发表一篇压在抽屉里长达30年的艺术评论？

“人生是场戏，只演一次，但得好好演！”这是科耶夫的名言。

科耶夫确实是个很有表演欲和舞台感的人，尽管表面上他并不热衷于出镜，甚至在长达20年时间里默默埋头做着政府部门的小官僚，只是在业余时间搞搞自己引以为傲的哲学——你是否想起了卡夫卡和他的约瑟夫·K？但科耶夫身上很少有卡夫卡式的抑郁，他是真的觉得自己的经济部官员职位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实践哲学构想的机会，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影响法国以至“新拉丁帝国”——为与美英帝国和苏维埃帝国相抗衡而构建的“第三者”的“国是”；他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僭主”戴高乐（及其后继者们）身边的“国师”，指导甚至决定着这个世界的走向。

所以科耶夫不是不喜欢演，他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欲望（这正是他的学说中至关重要的、体现人高于动物之所在的“承认的欲望”）甚至超过萨特，只不过他不喜欢扮演帝王，对他来说那种角色太粗豪，他最爱演的是良相，是诸葛孔明，《法国国是纲要》就是他写给“法国刘备”戴高乐的《隆中对》。

在科耶夫的国际版“三国演义”中，“新拉丁帝国”的合纵连横（欧共体以至欧盟便是它的现实版）、苏维埃帝国的衰败解体、美英帝国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暂时性的凯旋，以及最终，高度幸福然而无趣透顶的“普遍均质世界”的来临，都在他羽扇轻摇之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与诸葛亮相似的，还有他不仅理想高悬，更具备强大的执行力，所涉具体事务，不管政治、经济、法律，还是文案、游说、谈判，一概是出类拔萃的“专家”。甚至最终一点也与诸葛亮若合符节：对于“一统天下”之后的那个江山，他其实没什么兴趣——那样的世界他事实上是很感悲哀的，因为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目标，于是就不再有斗争，不再需要去“否定”，人因此也就不再成其为人，优裕富足民主平等的生活使得他们又“退回到动物”。他真正乐此不疲的，始终不过是扮演那个能掐会算、道通天地五行间的“智者”而已。

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落幕、弗朗西斯·福山高喊“历史的终结”，并将其庸俗化（当然也大大地普及化）为美英新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科耶夫真的会认为那是自己思想的“实现”吗？

1967年，大约就在科耶夫从中国回程途中跑去见施米特之后不久，游击队司令切·格瓦拉战死在玻利维亚的穷山恶水间。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有趣，两个差不多时候——在欧美最后一波革命浪潮迎来最高潮之际——死去的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嗜好。他们同样周游列国，同样是风景照爱好者，同样对拍摄各种文明的遗存有着最浓厚的兴趣，同样只爱猛拍而不怎么喜欢冲印……科耶夫和格瓦拉，如果单论摄影，他们之间真的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相似吗？还是有什么深层的不同？

或许可以说，就科耶夫而言，拍摄古迹就像历史终结之后的智者研究历史，是打发时间的“爱好”，而对切·格瓦拉来说，把镜头对准古迹却是为了找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并以之为“反帝”的资源；前者仅仅回溯性地观照历史，因为未来是已经终结的“普遍均质世界”，后者则把历史看作革命的动力，未来是开放的，等待着人们去想象、去建设；前者只拍历史遗存，因为现代性对他而言几乎完全是个贬义词，代表着不可阻挡的技术理性的霸权，后者却对工业文明有着深深的憧憬，并试图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嫁接在一起……

就这样，这两个同样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与深刻了解的政治人物，在对世界政治造成重大影响（前者是欧共体和关贸总协定的缔造者之一，后者则是影响巨大的游击战士和永远的革命偶像）的同时，也通过他们的相机，通过他们在底片上留下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影像，展示着虽然同属于政治光谱上的左翼，却又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